1984年,在坐落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殷墟王陵区,考古队正在开掘一座编号为M259的小型贵族墓葬。考古人员在墓室的二层台上发现了14枚成年人头骨,其间一枚盛放在一件铜甗中。虽然甗是一种蒸食物的炊器,但考古作业者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联想,只觉得人头或许是偶尔坠落进去的。
时刻到了1999年,在间隔殷墟王陵区不远的刘家庄聚落,考古人员在开掘编号为“刘家庄北M1046”的贵族墓葬。他们在该墓的棺木右侧发现一名少女的无头骸骨,本来归于人头的方位有一个铜甗,里边盛有她的头颅,头骨的色彩暗淡,阐明它从前被蒸熟过——直到这个时分,考古人员才乐意正视铜甗和人头之间的联络,并不得不对商朝有了新的知道。
这个故事如同是一个隐喻: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乐意去供认或深究前史深处的漆黑,哪怕活生生的依据就摆在眼前。虽然商朝存在人祭行为是一个不算冷门的常识,虽然这些年去殷墟观赏的游客们都曾目击过那层层叠叠的人祭坑中累累的白骨,但关于人祭,人们如同有个心照不宣的一致:那是一个黑点,虽然并不光荣,但也微乎其微。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重生》书影可是,假如人祭并不仅仅一个“瑕不掩瑜”的小黑点,而是商朝的一个重要特征?假如这种行为其实是商朝王室的控制办法,以及一种由上而下的全民实践?——这是2022年10月出版的、由青年前史学家李硕所撰写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重生》所带来的信息。其实,相关信息早在十年前就从前引发热议。其时还在清华大学前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李硕写了一篇名为“周灭商与华夏重生”的长文;文章先是宣布在闻名杂志《读库》上,之后又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多年后,现已出版过《南北战役三百年》《孔子大前史》等著作的李硕将那篇长文扩展为一本47万字的前史类非虚拟著作。许多读者的感触就像考古学家许宏在引荐此书时所说的:“这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终,我要用‘震慑’二字来描述自己的感觉和心境了。”
李硕《翦商》的前半部分,经过许多的考古材料,系统而详尽地阐释了人祭现象在前期华夏文明的呈现和开展:在新石器年代中晚期、约六千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现已有疑似的、零散的人祭行为;被一些人以为是夏朝旧都的二里头文明也沿用了这种习俗;而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把它开展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境地。商人从一开端便是个崇尚暴力的民族,在他们所发明的“甲骨文”里,讨伐和屠戮是最常见的字形。在商朝开国百年左右,王室开端许多杀人献祭,让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状和控制机制,这便是为什么,殷墟遍地都是殉葬坑和献祭坑。
在商人的眼里,国际是冷漠的,鬼神喜怒无常且干涉人世业务,需求不时向他们献祭生命才干取得福佑;不仅如此,这些控制者还能够经过献祭粗野的异族员,区分出“咱们”(商族员)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员),由此构建族群的认同,这种国家祀典一起也是商族员的全民宗教,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才能的民众也常常举行人祭;从北境的兵营到西境的前哨基地,各地的商人部落都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
经过关于许多考古材料的文字恢复,作者将三千多年前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场景呈现在了读者眼前,比方——对商人来说,在集会仪式时屠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贡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取得精力影响和满意的“盛宴”,比方,多处人祭坑留有成心虐杀的痕迹,特别当人牲数量缺乏,献祭者还会尽量推迟人牲的逝世,听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诅咒。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扮演有类似之处。
在书的后半段,作者开端叙述这种残暴的准则是怎样从前史中消失的。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观念——人祭是逐步、天然、不知不觉地离场的——作者将人祭习俗的消亡归因于周朝几位创始者,特别是周公旦的尽力。
在作者的阐释中,由于人祭的系统化,商朝控制者不得不长时刻保持对异族(一般被称为“羌人”)的战役举动,以保证人牲的来历;在此进程中,本来也归于异族的周人投靠商朝,成为其王室在关中地区捕猎人牲的代理人。在商纣王控制期间,被后世称为“周文王”的周人方伯姬昌被抓到殷都,目击了人祭的残暴场景;更可怕的是,他的嫡长子伯邑考还被商纣王用于献祭。在从殷都幸运逃出后,姬昌开展出《易经》的卦、爻辞系统,并开端用这种占算技能策划他的“翦商”大业。
在姬昌逝世后,他的儿子、被后世称为“周武王”的姬发在公元前1046年发起“牧野之战”,打败了商纣王。可是这个时分的姬发现已被商王朝的血腥同化,就在伐纣成功后不久,他就一次性向上天献祭了两百多名商朝贵族和官员。不过,周武王在灭商的第二年就死去了;而他的弟弟、被后世称为“周公”的姬旦要比他温文得多,从某种意义上也强壮得多。
周公在摄政期间敏捷禁绝了商王朝剩余实力的人祭行为,并将与人祭相关的文献记载——包含周人曾为商朝四处讨伐猎捕人牲的羞耻前史——尽或许抹去。周公还编写出一套以“天命观”为代表的尘俗政治与品德系统,指出王朝要取得上天的保佑,需求治民的德政,而不是向神明屠戮祭祀。五百年后,孔子盛赞周公所创始的礼乐准则,并经过他自己创始的儒家学说,卫护周人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的尘俗主义态度。
作者指出,“殷周之变”不仅仅是一场简略的政权替换,更是华夏文明构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新。
周公消除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回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日子远离宗教和鬼神国际,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完全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周公关于商朝人祭准则的消除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留下了三千年的回忆空白;直到殷墟在上个世纪被开掘发现,许多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连续出土,真实的商朝往事才再度浮出水面。
记者采访了李硕,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经过,以及他的前史观和创造观。
【对话】
汹涌新闻:《翦商》这本书是从你在2012年写的那篇“周灭商与华夏重生”的文章扩展而来的。请问这傍边为什么隔了那么久?你最初又为什么会写那篇关于商朝人祭准则的文章?
李硕:商朝的人祭准则,虽然社会大众知道得不太多,但在学界并不是什么新闻。究竟,殷墟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考古发现,之后的每一次开掘都会发现新的人祭坑。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的研讨,比方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王平、顾彬的《甲骨文与殷商人祭》。我在读书的时分,就了解到了这些常识。
真实让我想写一篇东西的,是一部美国电影——梅尔·吉普森的《启示》,故事布景是玛雅帝国的人祭准则。这部电影让我感觉特别震慑。我看完后就想,哎呀,人家好莱坞能够把人祭拍得这么好,拍出了那种真实的、原始的、茹毛饮血的感觉。咱们也有类似的故事啊,怎样就不能写出来呢?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
汹涌新闻:也便是说,你其时并没有想过要写一本专著?
李硕:想过的,但其时我在忙博士结业的事儿,之后又是找作业,找到作业后又有许多科研和教育使命,因而一向没有时刻去写书。但我一向想,文章现已在那里了,假如有其他学者把这个材料写成一个非虚拟著作,或许写成像《冰与火之歌》那样的纯虚拟的著作,我会觉得十分高兴。但好几年过去了,我所等待的并没有产生。
2020年头的时分,我的作业和日子产生了改变。我作业的当地——新疆乌鲁木齐开端施行严厉的疫情防控方针,而我的女儿在成都出生了。所以,我辞去了在新疆大学的作业,回到成都和家人在一起。由于还没有找到下一份作业,我有了一个窗口期,所以就开端写那本我早就想写的书。我没想到一写就写了整整两年。
汹涌新闻:你方才说到,很等待有其他学者把这个故事写成非虚拟类著作,但没有人这么做,最终只好自己来写。这让我想到一个看起来很古怪的现象,便是一方面,我国前史悠久,有太多能够叙述的故事和材料;但另一方面,面向大众的前史类非虚拟著作又是很稀缺的。这是为什么?
李硕:我想这首先是专业研讨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身上的使命太多,没有时刻和精力去写非学术类的著作。你看我在新疆大学作业的时分,就没有时刻去写《翦商》。
别的我觉得,许多前史学者或许在写作办法上需求开一些技巧和“脑洞”。你看咱们现在一些很有名的学者,也拿手写一些面向社会读者的学术漫笔。但在这基础上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样,讲出一个独立性的故事来?这一步其实是很难的,由于咱们的学者大多都没有相关的练习和类似的创造经验。
汹涌新闻:那看来,你创造《翦商》的进程,也是你在探索这种前史类非虚拟写作办法的进程?
李硕:是的。我能够参阅的东西不多,由于国内同类的著作很少,所以我首要学习的是美国年代日子出版公司出版的《丢失的文明》那一套丛书,特别是学习这套书经过考古现场恢复前史的写法。
汹涌新闻:你这本书的一个首要观念便是,人祭是商朝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准则。下这样一个定论是需求勇气的,不是吗?
李硕:还好吧,咱们关于上古前史的知道本来便是在不断更新换代中。原先,我国人了解的是那套西周创建的前史观,如同上古时期都是三皇五帝,都是圣贤,假如一个王朝呈现了一个暴虐无道的君王,那上天就会让人世改朝换代。那是一种整体而言温情脉脉的前史叙事。
后来,咱们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前史开展五段论,也便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展头绪。在这样的框架下,商朝归于“奴隶社会”。可是,商朝真的契合马克思所界说的“奴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那个奴隶社会,信息来历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那个社会的奴隶首要是指一个商品经济十分兴旺的古代社会中能够被自在生意的劳动力;可是商朝的所谓“奴隶”,首要是被拿来献祭的异族员。咱们从中能够看到的是,人类古代文明彼此间差异仍是很大的。从前学术界最了解的是欧洲史,现在,各种古代文明的考古常识都积累得比较多了,能够进行许多比照作业,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念。
整体而言,关于商朝,咱们的了解和知道还很不充沛。除了堆积许多骸骨的祭祀场,商朝还有着毫无预兆而忽然兴起的巨大城市,有着规划巨大而用处不详的仓储设备,有着严酷、豪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的许多层面。研讨者要做的作业还有许多。
汹涌新闻:可是你的要点放在了人祭上。书中的许多内容几乎残暴到不忍卒读。当你在恢复那些血腥场景的时分,你的首要感触是什么?
李硕:当然是十分难过的。就像我在跋文中写道的,写这本书是“无法摆脱的恐惧之旅,犹如单独走过撒满骸骨的荒漠”。并且这不仅仅是直面前史“深渊”的恐惧;我意识到人道其真实本质上没有改变。你从商朝祭祀坑遗址得到的启示便是,人类有时分便是乐祸幸灾,便是喜爱看到同类受难,并且遭受磨难的目标和他的类似程度越高,他就越振奋。
汹涌新闻:我大约能够了解这种直视“深渊”的苦楚。那你在研讨和写作这些材料的时分,是靠什么支撑住自己的呢?
李硕:那或许是由于周文王宗族的故事。他们带来了期望和改变。我带着这个故事去和考古的材料结合,才有决心写出一个比较系统的东西。假如仅仅写人祭,写杀杀杀,那我或许无法写出一本专著。
汹涌新闻:已然提起周文王,我想和您讨论一下书里的一些细节。你在书里对周文王的《易经》做了全新的解读,以为《易经》是周文王用自己能看懂的言语系统写成的“黑话”合集,其间有他带领周人抓获羌人并进贡给商王朝的内容,有他在殷都目击的人祭场景,乃至还包含伯邑考被献祭时的细节。这种对《易经》的解读是否受到了许多质疑?
李硕:我的判别是,周公有意识地消除了绝大部分关于商朝人祭准则的文献材料,但他不敢动自己父亲的著作,仅仅对《易经》做了从头诠释,构成了后世了解的《周易》。而在原始的《易经》中,的确藏有和人祭准则有关的许多信息。
话说回来,对《易经》的研讨自身便是百家争鸣、至今没有任何定论的一个范畴。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究竟怎样用来算卦?对此的一致十分少,咱们本来便是各说各的。现在用前史学办法研讨《易经》的闻名学者,是美国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翦商》这本书,我很等待他的反响或批判。
汹涌新闻:还有一个细节我很感兴趣,你所叙述的这个前史故事,最终的主人公是孔子。这是一个有点出其不意的组织。请问你是怎样想到把这个关于商周之变的前史故事最终落到孔子身上的?
李硕:这个故事最终落在孔子身上,在逻辑上是顺利的。由于是孔子整理了周公的理论效果,撰写了儒家的“六经”,而后世关于上古年代的了解根本上都是经过“六经”。换句话说,孔子决议了咱们对上古年代的知道,这个前史人物的确是十分特别的。而孔子又是商王族的后嗣,他和商纣王有一起的先人,这种身份必定会让孔子考虑许多东西。
咱们传统对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叙事,都是周公和孔子奠定的,看上去都比较低幼,合适讲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听,但周公、孔子自己所了解的上古史必定更严酷、更真实,是原装“成人版”的。他们成心躲藏了某些史实,从头臆造一套温情的上古史。凭借考古,咱们今日能够找到那些被周公、孔子藏起来的真实前史,至少能恢复一部分。
汹涌新闻:你笔下的周文王、周公、孔子都是十分了不得的人。但在阅览的时分我也产生了一种感觉,如同这些个别的尽力是决议性的。这会不会有点精英主义?您觉得前史真的能够被极少数的个别精英的尽力改变吗?
李硕:我也不想这样,但问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咱们研讨一段悠远的前史,史料只给咱们供给了这些东西,也便是大角色们做的这些作业。假如有其他史料能够让咱们得出一些不同的定论,比方广阔底层人民群众的效果更大,那咱们也能够写出另一套史观的东西。
别的,咱们有必要供认,许多东西的确便是一些大角色在其方位上的产品。那当然不仅仅是达观的东西,也有许多失望的东西。
汹涌新闻:无论怎样,你写了一个十分丰满而自洽的前史故事。这会不会坚决你做一个全职作家的决心?
李硕:这倒不会。我现已联络好了下一份作业,应该不久后就能上班了。并不是我不想专职写作,真实是由于写书无法养活我。比方说这本《翦商》,市场反响现已比我预期得要好许多了,但从写书到出版周期很长,均匀算下来一年也没几万块钱,没办法养家糊口。
当然,假如我会写那种纯虚拟的前史小说、成为一个马伯庸那样的畅销书作家,状况会好一些,但我又没有那个才能。其真实2019年,我曾想把商周前史写成小说,由于那时看了个美剧《高堡奇人》。这片子的风格十分忧郁、暗淡,我觉得和周文王宗族的故事风格特别像;剧中的一位日本老者,一再求助周易占算,在我眼里就像是地窖里的姬昌。我那时还向当影视编剧的朋友讨教,怎样写文学著作,但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不可。我想象力的翅膀现已被我所受的学术练习捆住了,只能像侦察破案或许法官断案相同,在充沛的依据上构成推论。不过仍是得感谢《高堡奇人》,它是《翦商》这本书的药引子。
汹涌新闻:那你还会持续写下去?
李硕:会的,我仍是会使用业余时刻持续写书。我从前吹过牛,说要写一套关于我国史的书,现在殷周之变写完了,我想接下去写西周和春秋,最好能一向写到唐朝,这样就根本把我国前史的“古典时期”都涵盖了。
汹涌新闻:为什么写到唐朝就完毕?
李硕:唐是诗的年代,而诗,是汉文明中富有宗教性的东西,它不需求供给创世纪或诸神的谱系,就能让人取得“逾越性”,所谓天人合一的感觉。假如我能写到、写好唐朝,就足够了。
我下一本书不会像《翦商》这么“重口味”,市场反响必定不会太好,但我信任我仍是能写出一些咱们现在还不太知道的东西。由于我对前史的了解往往和现在学界的根本认知很不相同,但这种尚不成形的思想很难用言语完好表达,所以只能渐渐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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